贾康：房地产税势在必行 首先会从一线城市开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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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几轮财税体制改革。作为见证人，我认为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改革后，企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论其规模、隶属关系、行政级别或经济性质如何。依法纳税后的可分配部分，由企业按照产权规范和政策环境自主分配，真正为企业公平竞争树立了一个起跑线。”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生的青少年，作为一个既经历过农村又经历过军队和工厂的知识分子，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康佳，非常感激恢复高考给自己带来的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公平是宝贵而艰难的。

近日，康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分税制和规范实施中央与地方转移支付的框架下，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形成了阳光稳定的财政分配制度安排，有利于国家的长期稳定。但是，康佳认为，1994年以后分税制的实施还不够彻底，还没有真正进入省级以下的分税制状态，因此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土地财政和隐性负债等。他强调，在“改革深水区”，要大幅度深化分税制改革，建立地方税制，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直接税改革，其中要牢牢把握房产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

“致富”后的改革更加困难

中国的发展正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人民已经变得富有，现在的矛盾集中在如何促进共同繁荣上。由于收入分配的种种不公平，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必须更好地体现优化分配和再分配的制度机制，让所有人都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财税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一根硬骨头。”康佳说。

改革开放以来，税收作为政府增加收入的合法手段和经济杠杆式的政策调整工具，在逻辑上受到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税制建设从改革开放的角度积极部署，相互配合，不断推进。

“但同时也伴随着社会的纠缠和焦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康佳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财税改革和配套改革正在努力建立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基本制度和长期调节机制。“这种改革反映在社会保障体系中。例如，除了第一个支柱，养老还必须发展第二个和第三个支柱；在税制改革方面，有必要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改革重点和基本问题包括消费税改革、房地产税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等。，以及将来要研究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康佳说。

中国已经走过了“崛起”和“致富”的时代，现在正面临着“变强”的历史性跨越。在新的时代，必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打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康佳说:“很多人反对开征房产税是因为凝固利益的壁垒太多，但推进房产税改革势在必行，因为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稳定和稳定房价”和增加财政收入，还在于大力推进我国税制的再分配功能，配合地方税制建设，实行省以下分税制。”

房产税不会全面征收

在中国人的财富地图上，房地产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关于房地产税的争论异常激烈。

康佳表示，开征房产税有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抑制投机，帮助地方政府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职能转变。房产税可以每隔几年对税基进行重新评估，这使得地方政府集中精力提高地方公共服务水平，优化辖区内的投资环境。因此，重新评估的税基将反映地方履行职责所带来的财政资源建设成果。

“开征房产税必然会影响房地产市场，但这方面最重要的是‘长效机制’的影响。作为税制改革的继续，房产税将有助于地方税制的形成，并抑制不断扩大的分配差距，使拥有良好住房和多套房的富裕阶层承担更多的税收责任。”康佳认为，开征房产税也可以通过调整经济手段来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不是目前通过行政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其副作用很大，如限购、限贷、限价等。

虽然开征房产税势在必行，但康佳认为，在立法过程中，政府应该公开草案的内容，征求全社会的意见。康佳认为，我们应该在立法中寻求最大的共同点。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免税部分可以按人均平方米数扣除后征收，但这种征收方式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家庭数量变化的问题，如果在扣除每个家庭单位的第一套房产后征收，可能会引发离婚潮。「我的建议是，我们应在法例中一并讨论，第一批征款可否扣除给单亲家庭，而首两批征款可否扣除给双亲家庭。」康佳说。

康佳还强调:“立法通过后，房产税将首先从一线城市征收，用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情况因地而异，不应一开始就有一刀切的现象。”由于房产税是典型的地方税，何时开征完全由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在一定时间内不会开征。在立法征求意见阶段，应进一步推进公众参与。

“纳税人会更加注意税收的使用。如果他们有权了解资金的使用情况，他们将行使查询、建议和监督的权利。这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建设。”康佳说。

扩大直接税势在必行

康佳为什么积极推进房产税改革？他告诉《证券日报》:“作为直接税，房产税将成为改变中国直接税和间接税失衡的重要举措。尽管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整个税制仍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具有顺周期性，再分配功能相当弱，直接税的调节功能具有反周期性，社会分配的功能是促进社会。这一改革的和谐、实施和成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必须经历的历史性考验。”

目前，我国税收主要由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组成，对经济转型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例如，间接税通常可以直接嵌入商品的销售价格中，通过价格渠道传递。优化再分配的能力很低，这实际上增加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痛苦”。此外，高比例的间接税往往会推高价格，抑制内需，这也增加了结构调整的难度。

作为下一阶段税制改革的重点，康佳希望房地产税法尽快启动立法初审，并在公开税法草案、充分收集各界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以公开听证会和内外部研讨会的形式集思广益，注意支持解决房地产开发交易中所有相关税费的清理、整合和减负问题。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康佳表示，个人所得税改革今后将迈出更大的步伐。非劳动收入和工资收入等劳动收入应当合并，最高边际税率应当适当降低；针对社会需求，继续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门槛”，同时进一步优化家庭年收入申报后的供养负担和专项支出扣除等措施。

“目前，中国实际直接税只占税收的不到30%，今后应提高到50%左右。减少间接税更有利于减轻中低收入人士的实际税务负担。”康佳表示，随着直接税比重的增加，纳税人将更渴望知道政府未来将如何使用这笔钱，然后对其进行监管。相关机制的建设是改革解困的任务，其意义不亚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