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世纪》专稿｜访汪希苓谈“江南命案”真相

本篇文章7035字，读完约18分钟

【按编辑分类】吴建国1950年出生于台湾高雄，197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数学系，1978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材料科学博士学位。 1980年回到台湾就职，担任台湾中山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任、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高雄应用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台湾文化人上海联谊会会长等职。 现任台北市政府市政顾问 著有《向前看中国》《来自柏城》《做真正的我》等书。 吴建国先生是台湾资深高科技和高等职业教育的专家，与国民党许多高层人士私交很深，写的《破局——解读蒋经国晚年开放的内幕》一书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世纪》杂志特别是台湾政坛风云叙利亚 这次发表了“访问汪希苓，说出“江南命案”的真相”，介绍给网民。 1984年发生的一时引人注目的“江南命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此，关于坊间“江南命案”的各种报道和书籍，可以说对台湾至关重要，数不胜数。 涉案的台湾“情报局”汪希苓局长、胡仪敏副局长和陈虎门三人，为了维护台湾的好处，承担一切责任，不想说出“江南命案”的真相，坊间有这么多说法，只要追逐真相，“向上迅速发展” 笔者是汪局长出狱以来第一次认识汪局长和夫人曹坤仪，到现在已经二十余年了。 这么说吧，汪局长是作者的长辈，汪局长很平易近人，笔者每次和汪局长聚在一起都有诱发春风的感觉，被他的老人之风深深地吸引了。 对那一年发生的事，汪局长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但他从不抱怨，很少积极提及其中的恩怨是非。 到1999年4月为止，将《忠与过——情治首长王希苓的起落》(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这本新书寄给了笔者，从书中可以看到一点真相的边缘。 但是汪局长还是有很厚的意见，事情时隔15年，还没有全面说出真相的经过。 对于许多重要因素，他选择继续沉默和保存，承担了所有的“过”。 这种情况直到一年前，因为深知“江南命案”的重要性，多次证明希望88岁的汪局长不要保存事件整体的真相和棋盘，这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发生了影响台湾未来迅速发展的真正原因。 从年初开始，汪局长终于答应了笔者的坚持，与当时执行《江南命案》的陈虎门将军一起接受了笔者的采访，揭开了33年来封印史实的神秘面纱。 以下是笔者采访两个主导的“江南命案”主角的记录，恢复了整个事件的真实面目。 王希苓的辉煌事业王希苓于1929年出生在浙江杭州 抗战胜利前夕加入海军，以战功崭露头角，在很多职场经历后，1974年元旦被任命为台湾的“国家安全局”(以下简称“国安局”)副局长。 1974年末，汪希苓再次被派往美国就职，这次作为“国家安全局”驻美特派员负责台湾在美国的情报事业。 1983年10月，汪希苓回到台湾，已经晋升为中将的他被蒋经国任命为“国防部情报局”局长。 在当时担任“国防部”部长的宋长志的陪同下，蒋经国会见汪希苓，在宋长志面前对汪希苓说。 “回来担任‘情报局长’，过一会儿我就宣布你是‘国安局长’。 “人事安排本来就很敏感，蒋经国说宋长志也在这里，很快就在台湾的情治部门之间传开了，众所周知王希苓不久将接替“国安局长”晋升。 这种传闻在当时担任“国安局长”王敬分大将的耳朵里听起来很没意思。 这种“两汪不和”，甚至王敬分借“江南命案”，一定要打倒汪希苓，保持自己官位的理由令人难以置信。 20世纪60年代汪希苓和蒋经国的照片《情报事业座谈》指示1983年12月，汪希苓正式接替了“情报局长”，汪希苓承诺在这个岗位上好好做，浪费了蒋经国对他的厚爱。 1984年初，“国防部”举办了“信息事业座谈会”，由宋长志亲自主持，汪希苓也以“信息局长”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明确了“很好地使用黑帮，从事件报告中就业”的议题。 另外，在实际操作中，“国安局”负责与“清助”“洪门”等高级黑帮的合作运用，“情报局”也有负责与“竹联助”“四海助”等社会黑帮的认识运用的具体分工。 接到命令的汪希苓，曾经和台湾黑帮没有任何交往，也没有这方面的朋友，所以可以为他牵线搭桥，在烦恼该如何执行上级命令的时候，正好在1984年5月台湾警察开始了“黑帮分子自首”运动。 当时台湾着名导演白景瑞执导了人气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晚》，负责电影的是竹联帮分子帅岳峰。 他打算为自清向警察自首，需要与台湾情治机构有关的酋长保证他的安全。 他认为白景瑞年轻的时候在意大利学习电影的时候，认知也在意大利担任“海军武官”王希苓。 现在王希苓担任“情报局长”，可以成为他的保证人。 于是，在白景瑞中央的介绍下，王希苓和帅岳峰分别根据需要见面了。 汪希苓对帅岳峰晓有大义，希望他们事业成功后，也能为台湾做出贡献。 关于自首保证的问题，当然会受到台湾的保护 帅岳峰听了之后，对汪希苓说，竹联帮中的“分量”还没有担任这样的大任，但提出竹联帮主陈启礼，认为汪希苓，陈启礼这一代，足以担任这样的大任。 20世纪60年代，汪希苓担任蒋介石海军侍从武官时，参观美国航母认识了“竹联帮主”陈启礼，不久，汪希苓在白景瑞、帅岳峰的安排下，与陈启礼见面，相识、聚餐、长谈。 陈启礼出身名门，父母在台湾司法界服务，分别担任法官和书记官。 陈启礼从小书看不好，成了帮派分子，给家里丢脸。 做对台湾有利的事，为父母争光，是陈启礼的愿望。 现在“情报局长”找到了他，为台湾工作，他觉得有道理，答应了汪希苓的要求。 “其实这些事，汪局长不坦白，我们平时也在做。 请局长放心。 我们做的事自己负责，承担一切责任。 不管发生什么，连我都绝对不会参与中情局。 “陈启礼义气又爽快地在汪希苓面前拍拍胸脯保证。 汪希苓觉得在找对人，决定吸收陈启礼做“情报局”的工作。 于是汪希苓对“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说陈启礼和帅岳峰一起去了位于“情报局”台北近郊阳明山的训练营，接受了一周的基本信息训练，由“情报局”第三处(负责东南亚信息事业)副部长陈虎门联系运用的 1984年8月中旬，陈启礼和帅岳峰结束训练时，王希苓面临着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他认为当然可以交给陈启礼为“情报局”处理这个问题。 汪希苓下令“制裁”的江南“情报局”的前身是戴笠主持的“军政”。 到了台湾，先改组为“保密局”，然后改组为“情报局”。 因为是“军统”的继承人，“情报局”年轻时就很有行动力，执行“暗杀”“制裁”的任务也绝非难事。 我记得汪希苓被“情报局长”接见后不久，就从很多高层那里听到了对“情报局”失去行动力的失望。 这些投诉在王希苓耳朵里听，自然形成压力。 让“情报局”复活，在拥有情报收集和制裁行动能力之前传达，不得不考虑是否应该确立台湾在情治界的威望。 现在汪希苓想起了往事，基于以下五个理由，他自己命令美国“暗杀”江南陈启礼:一、江南长期在国外，写下蒋经国形象和诋毁国民党的多个复印件，台湾有关机构 用尽办法发动拥抱、收购、人情等各种灵活攻势，试图改变他的做法和行为，江南虽然受益，但所有相关机构都束手无策，只是期待中情局收拾他。 二、江南经常往来于大陆和美国之间，已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吸收为“线民”，提供美方关系两岸的情资。 从1984年初开始，王希苓又接受部下的建议，吸收“情报局”的工作，每月领取一千美元的津贴，以此改变他的态度，不要对台湾有害。 另外，他每次回到大陆，都会和大陆有关机构接触，接受邀请和礼物是标准的“三面间谍”。 三、江南开始为“情报局”工作后，在提供的情报中，特别是崔阵这个大陆官员多次提到，表明他可以“谋反”为情报局工作。 这种情资引起了“情报局”的观察，与江南联系的“情报局”5处派遣了副处长和组长，于1984年7月末前往旧金山，根据江南指定的时间段，准备与“情报局”、“可能谋反”的大陆官员见面。 但是那时崔阵没有出现，只有江南来见“情报局”的两名官员。 言语间，江南支吾的话引起了“情报局”官员的警戒，现场发现有人在拍照，两名官员很快被警察离开现场回到台湾。 他们回来后写的报告表明，这显然是江南设置的陷阱，是为了暴露台湾情报官员“谋反”美国的行为，违背美国和台湾方面的承诺，达到破坏“台美关系”的目的。 该报告于1984年8月10日送到汪希苓的桌子上，执行了刘宜良是中情局“叛徒”“失败者”的指控。 这件事促使陈启礼和帅岳峰正在准备接受“情报局”专业训练的前夜，汪希苓决心“制裁”刘宜良(见《忠与过》书222~228页) 四、1979年元旦，“台美”、“断交”以来，台湾驻外人士担心台湾未来的不明确未来。 这是因为在回台湾提供服务时，违反了命令，选择了不回来。 为了被这些政府栽培，背叛政府的驻外者表明政府有能力“制裁”叛徒，为了取得“不表”的效果，江南将成为最好的“制裁”对象。 五、江南经常被认为因写《蒋经国传》而得罪台湾有关机构，引起杀机，另一个真正麻烦的原因是江南已经写了《宋美龄传》，抗战时期，美国罗斯福总统威尔基， 实际上，1974年美国著名的挖掘隐私的八卦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 drew pearson )写的《皮尔逊日记》早就被报道了，激怒了宋美龄，当时是《台湾情报局驻纽约事务所》的陆以正主任 然后，当这本书再版时，我承诺完全删除这一段关于诽谤的复印件(参见陆以正著《『WeiChen无力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一书的第246~255页，天下文化企业2002年出版)。 脚证这个不真实的复印件，早就被美国法院判定为中伤，被文件化，江南不可能不清楚，但依然主张写作，其心底真的是恶意的。 这是汪希苓要对笔者“制裁”江南，不想公开的重要原因。 但在下达“制裁”命令的基础上，汪希苓反复对陈启礼说。 这件事非常敏感，要避免留下痕迹。 否则做不好的话，就会发生“台美”之间的暴风雨。 陈启礼听完话后，在王希苓面前，再次拍拍胸脯说:“如果有事的话，只有我，不管其他任何人。 “1984年10月13日，江南被杀害前两天，江南(右)、次子乔治刘和崔蓉芝的照片向王敬分等人报告了《制裁行动计划》。1984年9月14日，陈启礼夫妇和帅岳峰一行三人离开桃园机场，前往美国洛杉矶 此时刘宜良正在访问大陆，直到9月24日才返回旧金山。 在台北的“情报局”，汪希苓向陈虎门口指示了整个“制裁行动计划”，亲自向“国安局长”汪敬分和“国家安全会议”(以下简称“国安会”)秘书长汪道渊提交。 所以，“情报局”的高层上司“国安局”和“国安会”从头到尾都知道，汪希苓实现了他的承诺。 如果发生事故，他肩负一切责任，决不会迅速发展。 至此，关于“江南命案”的真相越来越清楚。 “中情局”按照“信息事业座谈会”的决议，使用黑帮从事件中就职。 所以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和帅岳峰吸收，去美国“制裁”江南的任务。 在执行“制裁”任务之前，王敬分和王道渊也按规定报告。 因此，台湾情治界的首长事先知道，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 结果，陈启礼等人顺利完成了“制裁”任务，回到台湾后，1984年10月22日上午，汪希苓亲自前往“国安局”，向汪荆分局局长报告“制裁”江南行动顺利结束，陈启礼等人也顺利回到台湾。 王希苓在王敬分听完他的报告后说:“啊，欢迎回来！ ”我记得回答。 其实，陈启礼一行到达美国以来，一直没有展开行动。 每天陈虎门用和陈启礼约定的密码打电话，知道他们还在准备中，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超过了一个月。 陈虎门记得《制裁》完成当天早上向汪希苓报告。 陈启礼还没有消息。 汪希苓觉得他们有什么困难，一直没有插手。 接着对陈虎门说。 “遇到困难不要勉强，让他们回去吧。 “陈虎门回办公室和陈启礼通电话，传达王希苓的意思，要求他们放弃任务回台上。 他正要给陈启礼打电话时，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听到陈启礼的声音。 “生意做好了。 送三个礼包。 陈虎门感慨地说，王希苓如果早一天解释的话，可能就没有“江南命案”。 左边是陈虎门，右边是胡仪敏第一时间通知美国联邦调查局1984年11月12日，“国安局”故意隐瞒“情报局”，执行“制裁”江南任务胜利归来，以为建功的陈启礼被捕。 据当时负责“一清项目”的台北市“警察局长”颜世锡先生的回忆，“一清项目执行时，我确实接到命令，必须逮捕陈启礼，然后逮捕其他对手。 参见“忠与过”289页)更不可思议的是，“国安局”在确实逮捕陈启礼后，立即通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东京事务所，“捕获了向江南开枪的犯人陈启礼。 这样的“江南命案”全体明确了，台湾最高情治首长亲自向美方揭露了“情报局”的事件事实，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三人敢于执行“制裁”刘宜良计划的台湾情报员于1985年1月13日被停职，立即被拘留 在美方调查员前来采访告知美方说谎的“情报局”参与了“江南命案”后，“台美”关系面临了“断交”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美国要求陈启礼、吴敦、董桂森(事发前到达菲律宾)等美国接受司法审判。 台湾当局拒绝了美方的要求 之后，美方要求对局施加压力，允许派遣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警察人员亲自审问几个嫌疑犯。 台湾当局不堪美国的强大压力，终于同意美方调查员审问陈启礼和吴敦。 1985年1月下旬美方人员抵达台北“采访”陈启礼和吴敦。 他们也要求见“情报局”方面的相关人员，但没有同意。 美方不放弃，继续施加压力要求的结果，王敬熄灯独列众议，美方人员同意对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三人进行谈话和发现谎言。 1985年2月8日，蒋经国必须同意美方调查员会见汪希苓等三人。 同年3月8日，美方调查员再次到达，司法部副助理部长率领团队，成员包括司法部国内的安全门负责人、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官员、加利福尼亚州警察人员等共计10人。 从3月10日开始，美方调查组采访了汪等3人3天，第二天采用了测谎仪。 美方调查员问了很多尖锐的问题，三个相关人员都回答了问题，但撒谎的结果表明汪希苓和胡仪敏的答辞都有可能隐瞒，或相互事前串通，只是告诉陈虎门，认为是最真实的，他在主要的事情上 罗织事件的理由台湾当局为了慎重解决这一涉案级别高的重事件，组织了高级5人小组负责调查，由“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熙担任召集人，“国安会”秘书长汪道渊、“国防部长”宋长志、“参谋总长”邓柏村、“ 当时最困扰这五人小组的问题是以什么罪名起诉三名被告。 换句话说，汪希苓告诉五人组真正“制裁”江南的理由是不能公开的，必须找到其他的话。 另外，必须相信在意美方和国内外广泛的“江南命案”的民众的理由。 陈虎门说，前五人小组在“私人动机”方向上寻找理由。 罗织王希苓因为有《绯闻》，为江南知道，所以决定除掉他。 但是这个非事实的理由是老汪坚决反对，编造这个编造的“故事”，认为不要诋毁汪希苓，否则汪家为什么要做人呢？ 最后，在1984年6月11日担任“情报局”的华南站长林郁民给另一个情报局老人夏晓华的信中，他说“江南手里拿着汪希苓在美国华盛顿前后10多年的丑闻资料，将来会写文件”，汪敬分是汪希苓 “国防部”军法局以这样的理由起诉了汪希苓等三人，汪希苓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指控。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军法审判。 1985年4月19日，在“军法局”高等法院被判决。 汪希苓被告借公务员的职务机会共同杀人，判处无期徒刑，剥夺了公权生涯。 胡仪敏、陈虎门两人帮助杀人，各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 5月30日，“军法局”高等观光法院维持原判，以私怨为由判处王希苓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明确。 在此之前，1985年4月9日，台北法院审理结束，对陈启礼和吴敦判处无期徒刑。 善后事和时隔33年讨论后，汪希苓回顾了那一年，对于认知相近的陈启礼和帅岳峰，马上再利用，觉得给予“制裁”的重任，确实不周到。 特别是他们对信息事业的本质和特征认识不足，对“情报局”的认可和感情不足，不可靠，因此有可能在美国完成“制裁”任务，回到台湾后灭绝。 这将在美国预订“制裁”行动的磁带，将来暴露整个事件，成为硬件。 但是，证诸日后发展迅速，在“一清项目”逮捕陈启礼的瞬间，“情报局”坦白是“江南命案”的主谋，写了自白书。 自然最大的关键，还是在王敬分之上 他事先知道是“情报局”执行的“制裁”行动，目的是隐瞒“情报局”发起“一清项目”，抓住陈启礼，揭露“情报局”主导“江南命案”的事件，还在第一时间 王敬熄成功打倒了他的“政敌”，但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好下场，被蒋经国打入冷宫，没有受到重用。 监狱关押的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受到蒋经国的特别照顾，受到了优厚的“坐牢”待遇。 胡仪敏和陈虎门在两年半的刑期后恢复了自由，胡仪敏办理了退役手续。 陈虎门还年轻，申请复职，回到了“情报局”的岗位。 2000年退休，现在在台北做生意 对于刑期最长的王希苓，1988年元月初，蒋经国指示邓柏村，尽快为王希苓特赦。 那天晚上邓柏村亲自去汪府，告诉汪夫人这个好消息。 只是一周后，蒋经国病了，从此无视了特赦。 但是，从1988年到1991年，三年间，台湾当局连续减刑和特赦了三次。 不一定是和“江南命案”的人对比做的，但王希苓、陈启礼、吴敦三人受益是事实。 1991年1月21日，服刑6年的王希苓与陈启礼、吴敦一起获释，在《江南命案》善后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年9月，王希苓九十大寿时，夫人曹坤仪、陈虎门将军(后左立者)和作者照片复印件来源:《世纪》年第一期，澎湃情报获准转载。 《世纪》是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共同主办的综合文史双月刊。 本文特约殷俊，责任周峰崴。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