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东北应重点从五方面着力

本篇文章4099字，读完约10分钟

振兴东北，必须避免“厚此薄彼”、“厚此薄彼”、“厚此薄彼”的误区。振兴东北，政府不仅要有所作为，还要有明确的政策。

鄢国观点

■张君伟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经济两次成为热门话题。首先，20世纪90年代，由于发展战略的调整、对外开放的实施以及自身市场化改革的滞后，东北经济运行面临严重困难。二是2012年以来，由于发展阶段的变化，重化工业“黄金十年”已经过去，东北经济再次陷入困境；特别是受到林毅夫研究小组2017年8月发布的《吉林报告》的启发，社会上掀起了一轮关于振兴东北的热烈讨论。各方观点各异，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对“东北经济崩溃”的理解。尽管如此，在振兴东北这个话题上，仍然缺乏清晰、包容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行动路线图。

振兴东北要避免三个误区

第一，过分强调制造业而忽视第三产业的误解。东北是老工业基地，工业企业多，历史包袱重，问题典型。长期以来，人们提到振兴东北，他们会下意识地把振兴东北等同于振兴地方制造业；近年来，对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视加强了上述认识。振兴东北，当然要振兴地方制造业，但如果只抓制造业，就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下行压力，汽车和手机销量连续十多个月呈现负增长。汽车是工业化后期的代表产品，而手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信息化和“互联网+”。汽车和手机的销量明显下降，这标志着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发展乃至新型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全国情况看，2018年，中国第二、三产业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7%和52.2%，分别占就业人口的27.6%和46.3%。据估计，到2020年，第三产业将占全国就业人口的50%。中国东北的情况类似。按照西方学者的标准，我们即将进入后工业社会的门槛。在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吸纳就业的绝对主力军的情况下，要使振兴东北真正有效，必须着力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金融、会计、法律、管理咨询、工业设计、信息服务和其他生产性服务，都是制造业深入发展和社会分工更加细化的结果。鼓励服务业发展与振兴制造业并不矛盾。

第二，忽视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和对政府“越权”的误解。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新挑战，东北地区政府、企业乃至各级人民更加焦虑。他们都希望中央政府、各省市提出明确的路线图，并推出强有力的措施；在此基础上，通过“聚焦”，我们可以把上级的指示落到实处，一举摆脱被动局面。有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不现实的，计划经济的思想还在后面。但现实是，我们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中。每个人都在谈论高质量的发展。从经济角度来看，高质量的发展是中国工业化进入发展后期，“人口红利”迅速消失的客观结果。要在劳动力逐年减少的背景下发展经济，我们只能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有两种思路:一是继续现有的发展道路，依靠大量投资增加人均资本份额；第二，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通过盘活存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现实来看，以往的发展道路遇到了瓶颈，面临许多困难，难以为继；由于中国生产普遍过剩，后一种发展道路具有广阔的前景。应当指出，所有生产要素(人力、机械设备、知识和技能、企业管理等。)是具体的和专门的。在重组生产要素和为社会提供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长城不是用标准化的砖块建造的，而是用拼图拼出美丽的图案。这个过程注定是一个分散的、反复试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曾将东北经济崩溃的本质归结为“萧条病”，其根源在于随着经济的发展，东北主导产业趋于成熟甚至陷入衰退，但由于特定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制约，新的替代产业发展滞后。因此，振兴东北，不能在欠发达地区重复走产业梯度发展的道路，而应从产业转型的案例中得到启示。德国鲁尔区、美国底特律甚至中国一些老工业基地改造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接续产业的培育是以一个地区现有的产业基础、专业知识储备和社会资本积累为基础的，接续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是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探索和市场选择不断演进的结果。在振兴东北的过程中，过分强调政府的集中决策和强力干预只会导致政府取代市场，阻碍市场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值得损失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我们迷信市场的无所不能以及政府“抑制”的误解。不久前，《拯救沈阳机床》报道了沈阳机床厂探索产业升级但最终失败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悲惨，它提醒我们，企业管理、经营战略、技术研发和产品市场定位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产业生态、技术演进路径和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对产业振兴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改善商业环境，以刺激市场经济的活力。很多人都明白，只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一切都交给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一切都会好的。但问题在于如何定义一个好的商业环境。它是一个消极的定义，侧重于消除阻碍市场经济顺利运行的障碍；还是积极定义和塑造一个好的市场结构，使市场运行更有效率？根据前者的定义，政府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完善市场机制，包括:将国有企业塑造成真正的市场主体，进一步明确政府与企业、银行与企业的关系；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消除人员流动的障碍；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加强金融监管，消除资本流动障碍；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实施负面清单管理，降低市场运营成本；根据后者的定义，除上述之外，政府的作用还应包括改善政府服务和执行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竞争政策。针对东北地区，政府还应建立缓冲机制，以缓解产业转型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冲击。

近年来，随着市场、技术和管理理论的发展，商业模式和产业经济模式不断创新，价值链管理、生产(服务)外包、产业集群、平台经济和产业生态等概念相继出现，从不同角度深刻揭示了现代经济微观和中观层面的运行机制。迈克·波特(Mike Porter)曾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影响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优势的各种因素来塑造和增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同样，在深刻把握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政府也可以采用精确的干预措施(如产业政策、竞争政策、R&D政策等)。)加快东北经济振兴的步伐。这也再一次表明，振兴东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增加政府支持，给予更多的政策、大项目和大项目(甚至投入更多的重点实验室)就能轻易实现的。

振兴东北要着力五个方面

振兴东北，必须避免“厚此薄彼”、“厚此薄彼”、“厚此薄彼”的误区。振兴东北，政府不仅要有所作为，还要有明确的政策。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具体例子有: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加快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国有(国有控股)企业剥离非核心业务；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积极发展员工持股计划，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加快“僵尸企业”的退出，以盘活经济存量资源，让银行、政府和企业员工轻松前行；加强市场监管，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加快解决移民的住房、儿童教育和社会保障问题，消除人口流动的障碍；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更好地满足企业和居民的金融需求；提高土地管理的灵活性，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第二，扩大对外开放，激发经济活力。扩大开放不仅包括对外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所谓对外开放，就是认真执行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甚至争取试点机会，吸引外资进入以前国家限制的领域，为汽车、机械、金融、娱乐、旅游等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深化东北亚经济合作，鼓励产品出口，鼓励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所谓对外开放，就是按照“竞争中立”的原则，认真落实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平等待遇，消除私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本获取和政府采购等领域面临的有形或无形障碍；加强区域交流与合作，吸引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到东北地区投资创业；即企业加强对产业链的管理，加强内部竞争，提高产业链的灵活性和效率；深化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改革，在更多环节和领域引入竞争。

第三，“以人为本”，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首先，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观念。东北地区的思想相对“保守”，这是计划经济和“流水线”生产方式长期影响的结果。目前，上述两个因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有必要在东北地区及时开展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大力弘扬民主法治、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理念，培养独立人格和个人精神，以提高全社会的活动能力。其次，要把硬投资环境与软投资环境、“吸引资本”、“引进智力”、被动接受产业转移和积极培育新兴产业结合起来，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三是淡化gdp评估，突出就业、民生和商业环境在政府评估体系中的作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步伐。

第四，大力培育产业集群，引导区域经济办出自己的特色。近年来，东北地区在智能设备、冰雪旅游、绿色健康和医药等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总体来看，上述行业的竞争优势还不够明显，空的矿业潜力仍然很大，经济和社会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要用“产业集群”的思想来提高产业强度，改善公共服务和区域商业环境，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优势、强大和特色。具体来说，在国有企业“瘦身强体”的前提下，引导大企业转型为产业平台、标准提供商和系统集成商，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的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企业间适度的劳动力分配；加强旧厂房设施的改造和利用，在生产基地附近建设商务空室和创新平台；吸引多元化企业落户，巩固区域产业基础；要以企业为龙头，加强产学研结合，加快知识的生产和普及；我们必须改善无形资产的定价，鼓励创新和创业精神；要改善政府公共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市场、资金和技术问题。

第五，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作用。中国财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研究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作用。中心城市、郊区城镇和城市群的发展是城市化深入发展的结果，其产业分工也是市场力量的结果。围绕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展，中国财政委员会做出了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加快养老制度改革、深化区域合作机制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东北地区需要深刻理解中央精神，使中央政府在付诸行动中做出决策。

(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的研究主任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