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民众 主观消费意愿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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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本报记者李海南

7月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消费进行了部署，提出了加快发展商品消费、深化内需潜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五项要求，围绕促进文化旅游消费做出了三项部署，揭示了激活消费、释放最终需求的政策意图。

不可否认，近年来，随着投资和外贸的持续下滑趋势，消费作为传统“三驾马车”中最强的支柱，一直被视为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也是最终需求的关键。只有保持消费需求的持续稳定增长，才能确保最终需求导致供给的持续释放。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给消费者一方太多的关注和政策倾向。《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强劲的国内市场，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促进消费稳定增长”的一系列措施和要求已经明确，其中最重要的是采取更多措施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

毕竟，提高消费能力可以保证人们能够“消费”、“愿意消费”和“敢于消费”。要实现这一目标，本质上要从消费体制和机制层面入手，这与《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即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和机制，增强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从会上明确的一系列措施来看，虽然《政府工作报告》对消费体制和机制的要求已经得到了彻底落实，但如果消费者想“消费”、“愿意消费”、“敢消费”，可能还需要结合收入分配改革、医疗、养老等社会各个领域的其他综合改革，最终确保人民消费继续增长。

首先，作为最重要的内容，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比如，继续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适当增加专项附加扣除，逐步建立全面分类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其次，医疗、养老、住房和不断改善等领域的改革似乎与消费者意愿无关，但实际上它们是密切相关的。除了这些领域，它们还将推动一个分支甚至很大一部分消费需求。一旦这些成为个人乃至家庭的主要支出负担，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们在其他消费领域的支出，如服装、餐饮、汽车、旅游等拉动经济增长的领域。因此，不断完善我国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老年人的安全感，保障住房制度的建设都是必要的。

记者认为，这一时期最重要、最紧迫的是收入分配改革。不可否认，收入分配改革的滞后与人们的期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收入增长的事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直是近年来推动我国各方面改革的关键词之一。毕竟，充分利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难得机遇意义重大。

但需要指出的是，根据2020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将比2010年翻一番，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将加快，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自然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过去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如取消农业税、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实行劳动保险全覆盖等，都是为了保护社会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只有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实际收入，巩固各项生活保障政策，收入分配改革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作用。因此，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理想状态不是全国平均水平，而是为国民收入的普遍增长设定的最低水平。

当然，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对于改变社会结构以及改善消费结构非常重要。毕竟，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健康、更稳定的“橄榄型”社会阶层分配模式，这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初衷。我相信政府会从政策层面把握这个目标，在全民收入普遍增加的同时，低收入人士的收入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避免居民收入翻一番只是反映在平均水平上。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释放全体人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从而确保最终需求导致供给结构的不断优化，不断释放发展动力，确保稳定增长成为发展的新常态。